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把对皇子的教育和培养，作为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来对待，逐渐积累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皇子教育培养制度。

　　注重对治国为政理论的学习。作为皇子，主要的学习内容基本分为两个方面：一类是以儒家经典、历史典籍为主的礼法和知识。以明代为例，朱元璋洪武年间，建大本堂，置古今图书于其中，并令四方名儒训导皇太子，选才俊之士作为伴读。其后逐渐发展，形成每日讲读之制。

　　每天早朝过后，先由侍读官陪伴太子读《四书》、史籍，而后由侍讲讲解所读内容，其次再由侍书官指导练字。凡所读书，三日后要求背诵熟练，温书之日，不讲新书;练字则春夏秋日百字，冬日五十字。清代对皇子的培养更为严格和全面。一般皇子六岁开始就进入上书房学习，每日大约是清晨5点左右起读，下午4点左右放学，虽严寒酷暑而不辍。

　　除了学习汉文典籍之外，满文和骑射也是清代皇子必须学习的内容，后西学传入亦需要学习一部分几何学等知识。清人赵翼在《檐曝杂记》中说：“本朝家法之严，即皇子读书一事，已迥绝千古。”

　　皇子学习的另一类内容是帝王治国理政经验。皇帝会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将总结出的为帝之道传授给太子，令其阅读和学习。贞观二十二年正月，唐太宗将自己亲笔撰写的《帝范》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，即后来的唐高宗，命他学习。《帝范》分为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崇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十二篇，囊括了为君之道的各方面内容，以后各朝也经常将之作为教育皇储的读本。

　　清代皇子除了学习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之外，清朝帝王圣训、顺治所辑之《资政要览》、雍正所辑之《圣祖庭训格言》等祖宗家训亦是必读书。通过对这类书籍的学习，皇子们不仅增强了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，同时也对祖宗之法产生敬畏心理，意识到为君责任的重大。

　　史载，每逢雍正忌日，乾隆都要盥手焚香，将写有“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，居心孝友，圣祖仁皇帝于诸子孙中最为钟爱，抚养宫中，恩逾常格”一段文字的皇父传位遗诏恭读一遍，以志思慕之诚，以凛继绳之重。这种家国责任感与身为皇子时期的学习是密不可分的。

　　建立完善的东宫官、王府官系统。太子所居之地一般称东宫，专门教育辅佐服务太子的官员便是东宫官。据《通典·东宫官》记载，秦汉以来延续了殷周制度，立有太傅、少傅、师、保。“太傅、少傅以养之，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。……师者也，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;保者也，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”，均负有教习太子的责任。至晋代置六傅，后称三师三少，即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、太子太保，太子少师、太子少傅、太子少保。以后历代相承，但人数多少不一。

　　加强对参政实践的培训。在注重皇子理论培养的同时，加强政事实习，即给他们一定的从政实践的机会，让他们熟悉国情，从实践中锻炼治国才能。培养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历代也不完全相同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。其一，皇储“监国”。《国语·晋语一》曰：“君行，太子居，以监国也。”

　　除了皇帝病危或者皇子夺权所产生的皇储“监国”现象外，正常情况下，皇帝在出巡、亲征、丧期等不能亲自理政的时期都会让皇太子代行君权，也就是监国。唐代太宗、高宗在出征或患病期间都曾令太子监国;明代永乐时成祖北行及嘉靖时南巡期间，也均由太子监国。